本文原載：伏俊璉主編《寫本學研究》第一輯，商務印書館，2021年，第198-207頁。作者簡介：蒲向明，文學碩士，隴南師範高等專科學校文學與傳媒學院教授。基金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一般項目“絲綢之路陝甘川毗鄰區非物質文化遺產旅遊開發及其生態保護研究”（項目號：17BGL213）和隴南市社會科學研究重點項目“隴南民俗文化生態區田野調查及研究”（項目號：17LNSK03）。
摘要：趙逵夫先生主編的《隴南金石校錄》是第一部以當今隴南市為取材範圍的金石學研究著作。該著不僅彌補了前人金石文獻收錄之不足，而且填補了今隴南市相關歷史文獻的空白，對隴南留住鄉愁、延續文化根脉意義重大。書中所錄反映隴南政治、經濟、軍事、交通等方面的碑刻題記，全面而成體系，歷史文化價值無可替代。該著對張維、馮國瑞以來特殊歷史時期隴南金石碑刻文獻輯錄尤為看重。其中所收拓片或原物照片，除文獻價值大外，其中字體美觀方面的編選原則和所得實效，也為研究中國書法演變和書法藝術發展史提供了重要資料。
關鍵詞：趙逵夫；《隴南金石校錄》；文化價值
在不同地域獨具特色的文化傳統和歷史文化遺存中，有很多文獻未見於其他載記，金石題刻和碑銘文獻於此意義重大，係重要一類。東晉常璩《華陽國志》卷12《序志》指出，對於傳統未載文獻要“廣訪博咨，流離困瘵，方資腐帛於顛牆之下，求餘光於灰塵之中，劘滅者多，故有所闕，猶愈於遺忘焉”“夫書契有五善：達道義，章法戒，通古今，表功勳，而後旌賢能”①。日本學者山内四郎認為常璩此說特別適用於金石碑銘文獻的整理②，國內學者則認為常璩所論“民之榮瘁，國之汙隆，於茲系焉”，所以金石題刻文獻素為歷代研治史學者所珍視③。趙逵夫先生新近主編出版了《隴南金石校錄》一書④，其學術追求真正達到了“廣訪博咨，流離困瘵”的境界，而具備的文化價值無疑是“達道義，章法戒，通古今，表功勳，旌賢能”。我們認為，《隴南金石校錄》是研究隴南史學、文學、文字學、書法、經學、宗教學等學科的第一手碑銘題刻文獻資料。
從金石史的角度看，隴南金石輯入著作，當從北宋始。歐陽修《集古錄》稱《西狹頌》為“李會碑”，論及其語言文字之表達，是關注《西狹頌》文學因素的最早記錄⑤。自嘉祐年間起，碑刻考據學作為金石學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和分支而迅速崛起，發展為一門獨立的學問。從宋代歐陽修《集古錄》、趙明誠《金石錄》起，下及清代顧炎武《金石文字記》、錢大昕《潛研堂金石文字跋尾》、王昶《金石萃編》、陸增祥《八瓊室金石補正》等著作，金石學大盛。到乾嘉時期，各學術領域逐漸發展成熟，形成以考據為主要治學方式的“乾嘉學派”——着意從古書上尋找疑難問題進行考據，多以金石證經史，以解決難題為榮。因此，成就了清代金石學的高峰時期，隴南武都人邢澍就是其中的一位金石學大家。隴南市地處甘肅省東南端，係甘肅、陝西、四川三省交匯之地，素有“秦隴鎖鑰，隴蜀咽喉”之稱，歷史上一直是西北連通西南重要的交通要地和樞紐，故吉金、貞石遺存較多，內容豐富，可以說包羅萬象，為金石學研究提供了豐富的資料。自五代以降，隨着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向東向南的偏移，隴南遠離中國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而變得僻遠落後，這種情況也恰好為保留古代文化提供了一種歷史機遇。宋元以來，隴南更加落伍，文化窳敗，人才匱乏，如此豐富的古代文化遺存並沒有引起學者們的廣泛關注。雖前有清乾嘉學者武都邢澍所著《寰宇訪碑錄》《金石文字辯異》《金石劄記》等學術價值相當高的金石學著作，後有民國臨洮張維輯錄的《隴右金石錄》《隴右金石續錄》等，但涉及今隴南地區的金石題刻材料只有1003件，所收有關現在隴南一區八縣的金石文獻就更加寥寥，只有156件，占不到全書的16%，這不能不令人感到遺憾。《隴南金石校錄》的出版，使隴南金石文獻輯存更加集中、齊全、規整、準確，在學術史上展現一個新局面，達到一個新高度。趙逵夫先生年逾古稀之時，在其研究生崔階等鼎力相助下隆重推出的《隴南金石校錄》，收錄宏富，校注詳審，體制宏大，充分體現了一代學人嚴謹審慎的學術追求。全書有總目，也有四册的分目，凡例共有八目，包括“收錄範圍”說明六則、“原文底本”說明三則、“編排體例”說明八則、“標題”說明六則、“作者”說明四則、“錄文原則”說明四則、“校記”說明六則、“說明”之說明二則、“拓片與照片”說明一則。編撰體例優渥，可謂匠心獨運。其校注條目達7000餘條，大約是張維著作所收有關隴南金石文獻的45倍，不僅彌補了前人金石文獻收錄之不足，而且填補了今隴南市相關歷史文獻的空白。趙先生籍隸隴南，長期關注家鄉的文化傳承與發展，在經歷了“文化大革命”期間的“破四舊”，目睹了隴南各地“學大寨”“修梯田”期間出土的大量碑刻材料被人為損毀的情形後，他以學者的歷史責任，持續整理、研究并傳承隴南地方文化，廣泛搜集，科學規劃，精心校注，成就了這部大著。該著首要的文化價值在於保全了隴南的歷史文化記憶。隴南是人文初祖伏羲誕生地，又是早期秦文化發祥地，而秦人又是中國石刻文獻最早的踐行者之一。秦人詛咒楚國的《詛楚文》，據郭沫若研究是秦惠文王後元十三年（前312）的秦人石刻作品；陝西鳳翔發現的歌頌秦國國君狩獵盛況的石鼓文，就是春秋戰國之際的石刻文獻。而漢代上祿縣人仇靖等創制的《西狹頌》摩崖石刻，更是享譽海內外。20世紀90年代禮縣大堡子山秦公墓的發現，填補了先秦文化研究的一些空白。在魏晉南北朝以前很長時間裏，隴南是氐族、羌族集中活動的核心地帶，所以隴南也成了中國歷史上碑碣石刻遺存最豐富的地域之一。《隴南金石校錄》彙集文化資源，保留了隴南獨有的歷史文化記憶。同時，該著還為隴南留住了鄉愁，留住了文化的根脉。一通通經歷了千百年風雨侵蝕而保留下來的古代題刻，甚至一幅幅金石拓片，都能引發人們對歷史上隴南發生的一幕幕往事的回顧。該著吸納乾嘉學派“存目、跋尾、錄文、摹圖、摹字、義例、分地、分代、通纂、綜論”等一整套系統的研究體例和方法，把所收集的現今甘肅隴南行政區域内上起商代、下逮民國的金石文獻，按照拓片或原物照片、金器銘文、碑刻三部分分組。在時間順序上，按照商、西周、春秋、戰國、秦、漢、三國、晉、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國、北宋與遼、南宋與金、元、明、清、民國的順序排列，并在每一種文獻後面附有校記，包含出土時間、地點、形制、收藏地、著錄等信息；在空間順序上，嚴格按照現今的隴南一區八縣行政區劃，由北到南排列，不僅地理概念清晰完整，而且這一空間順序與隴南從上古開始形成的由北向南的民族遷徙走向和文化傳播走向基本相吻合，能最大限度地體現文脉走向。《隴南金石校錄》承載著隴南碑刻自身的文獻價值和文化厚度。書中反映古代經濟政治內容的刻石文獻，最能說明問題。隴南地處古蜀道即後來的茶馬古道上，蜀道既是早期氐羌南北交通的通道，也是西北與西南交通的關隘，還是隴蜀茶馬古道與絲綢之路重要的連接地帶。宋元以後又是茶馬交易的主要市場，藏、羌等少數民族與中原王朝以馬易茶，而中原王朝則在隴南一帶取得戰馬及官府用馬，《隴南金石校錄》對此提供了很好的資證。比如修路通商和疏通水路的最早記載是漢代的《武都太守李翕西狹頌》。徽縣《新開白水路記》《興州江運記》《江河紀略》、徽縣火鑽鎮明代嘉靖十九年（1540）《新修巡茶察院行臺記》、康縣明代《察院明文》殘碑等有關道路開鑿與維修、茶馬貿易管理和禁絕私人販運茶馬的公告等，都具有較高的史料價值和文化厚度。《同知哈石公遺愛記》則詳細記載了元代“西康郡”的6個軍政組織機構、每個機構的職位設置以及任職人員姓名等，是瞭解元代政治機構的第一手資料。該書所錄反映政風建設、民生狀態等的碑刻題記，也具有非常重要的歷史文化價值。如清代碑刻《新建官衙碑》、宋代《兩縣二八分科後記》記載了為百姓平均貢賦之事。明嘉靖二十六年（1547）《鹽井碑記》、清光緒二年（1876）《頌太尊公祖大人惠商德政碑》（現存武都）、道光八年（1828）《重修藥王廟碑記》（現存兩當縣），特別是清康熙四年（1665）《徽州刊奉總督部院白永革十大害碑記》（現存徽縣），列出了永革徽州（轄徽縣、兩當二縣）官吏節日強收禮金及“義官之害”“書手之害”“募夫之害”“牌頭之害”“機兵之害”“鹽引之害”“紅票之害”“出陳之害”“永米之害”等十大害。清光緒十三年（1887）康縣《嚴禁派錢告示碑記》、光緒三十三年（1907）徽縣《抽油資諭示碑》等，顯現了碑刻文字自身的文獻價值。此外，文縣《重修養濟院記》等，有關於清代社會弱勢人群的問題。該書所錄碑碣石刻文，有關於古代軍事活動的各種記載。隴南又地處蜀門，具有重要的戰略地位，被譽為“關隴鎖鑰”，自古以來就是兵家必爭之地。東漢以後，氐羌對地方政權威脅甚巨，當時地方官大多由武將擔任。現存成縣的東漢章帝元和二年（85）摩崖石刻《西狹颂·漢將題刻》等，就反映了東漢時期隴南一帶的地方官員大都由軍人充任的事實。兩宋年間，隴南成了“秦蜀門户”，戰略位置越發重要了，遺留下來的吴家軍抗金的碑碣石刻文獻更加豐富，徽縣、成縣、西和、禮縣等地都有碑刻遺存。該書所錄還有關於文化教育、鄉賢名宦、婦女事迹、寺院古迹等內容的記載。文化教育方面，如宋代慶曆五年（1045）《成州學記》是隴南區域內有關學校內容的最早金石記錄；明代徽縣《增修徽山書院記》記載了隴南最早的書院，文縣《江公創建社學碑記》提及“社學”的重要性，《創建義學記》等文提及“義學”乃教育普及之始，《徽山試院記》記載了設立試院以方便士子考試的經過；清代西和縣《漾源書院出入款項碑記》詳細記載了書院用款的具體專案及其標準，是一份瞭解舊書院收支情況的最原始資料。關於鄉賢名宦，《邑侯黃公德政去思碑記》《大理寺左少卿崇祀鄉賢對溪何公墓道碑》《王兌山先生教澤碑記》《宋太宜人劉氏之墓碑》等所記之人，無論男女，都可視為各自時代的楷模。關於宗教風俗的記載，如禮縣《南山妙勝廨院碑》載唐朝貞觀二十三年賜額“昭玄院”“天水湖”，證明該院是隴南最早受封的寺院；明代武都馬之騎、徽州馬負圖各自撰寫的《重修禮拜寺碑記》，是武都和徽縣創建清真寺的最早記載；宋元時期的《祥淵廟勅碑》《宣靈王廟碑》等記載了朝廷勅封神靈之事。另外，宋紹興二十九年（1159）林茂先書寫的萬象洞題名，是遊武都萬象洞最早的記錄；《仇池碑記》《遊天池記》《遊明月山記》等分別介紹西和仇池、文縣天池、康縣明月山等的人文地理環境。除此之外，《隴南金石校錄》所錄還有反映文學和藝術方面的文字，如晁說之《成州同穀縣杜工部祠堂記》結合修建杜公祠評論唐宋詩壇，具有文學批評的性質。《宋故左中散大夫王公儀神道碑并序》所載王公儀等智破婦人被頭上釘釘而亡的冤案情節，被演繹寫入公案小說⑥。綜上，《隴南金石校錄》所錄遺存隴南各地的碑刻題記，為後人保留了研究隴南歷史文化豐富而又珍貴的第一手資料，這些資料從不同側面、不同角度反映了隴南在歷史各個階段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民族、宗教和民生狀態，不僅反映了隴南古代經濟的狀況，也展現了隴南古代一些地方官員的政聲作為和人民群眾的聰明才智。《隴南金石校錄》在補史之闕、糾史悠謬方面的價值顯著。碑刻文字往往不厭其詳地載記一些不見於史籍或見於史籍而語焉不詳的原始狀況、真實事例，甚或頗具史料價值的細節，因此往往比一些正史更接地氣，從而彌補這方面的不足。明代荊銳《重修千戶所記》（據江景瑞《文縣誌》輯入）⑦，涉及到了歷史上隴南“土官”“流官”“番夷之患”等，可以補史之闕。漢元鼎六年（前111）十月，漢武帝在擊破南越後，派遣將軍李息、郎中令徐自為發兵十萬，乘勝進兵平定西南夷，中郎將郭昌、衛廣等攻滅氐王，在隴西郡東南白馬氐人活動的中心地區設置了武都郡⑧，下轄六縣三道。武都郡屬於“初郡”，漢武帝規定對“初郡”的百姓不徵稅，僅由土官負責徵集一定數量的布及其他方物按時進貢朝廷即可。“初郡”官吏的俸食及車馬用具，也由就近郡縣供給。在機構設置和行政管理上不同於內地縣，朝廷委派太守、令、長等“流官”掌治郡縣外，實行內部自治，朝廷封拜一批各部原有的君長王侯等氐族豪酋渠帥充任王、侯、邑長，按照氐羌舊俗治理百姓。“流官”有任期，而“土官”則終身任職，還可以世襲。流官治其土，土官治其民，但“流官”不得干涉當地民族風俗習慣。對此，《隴南金石校錄》第四册《重修千戶所記》（第1649-1650頁）有詳細描述，為我們瞭解白馬人在明清時期的土官管理制度提供了翔實資料。南宋淳熙二年（1175）《宋拱衛大夫康州刺史田公墓誌銘》（現存成縣），記錄了田成（字希聖）的從戎生涯。宋宣和末年田成征過方臘，金人南犯時收復隆德府等，此後又單騎撞敵營，詔安農民起義軍丁進等，這對研究《說岳全傳》《水滸後傳》等小說的情節背景、研究兩宋時期的軍事和社會生活具有重要參考價值。唐乾元二年（759）《漢源縣令廳壁記》反映的是安史之亂發生後唐玄宗入蜀，唐肅宗於至德元年（756）在朔方靈武繼位，上祿縣改為漢源縣（今西和縣）的史實。現在許多人認為唐代的成州就在成縣，實際上早期的成州就設在西和。這些碑刻，對瞭解西和縣在唐代的行政區劃設置，特別是成州從西和徙置成縣等史實，起到了補充史料的作用。唐開元二年（714）《新路頌並序》摩崖石刻，於交通史意義重大。《新路頌并序》摩崖今存可識文字約200字，比較詳細地記載了漢陽郡太守趙承奉旨修築南龍門谷棧道，歷時十年竣工的史實。對於隴南西和縣石峽鎮一個重要隘口——坦途關，長期以來多有“壇土關”“潭土關”“坦土關”等歧說。《隴南金石校錄》所收碑刻明確寫作“坦途關”，坦途關是唐代隴蜀茶馬古道上的重要隘口，今址在西和縣石峽鎮雙石寺西崖南壁。有學者認為，《新路頌并序》中所謂的“我太守趙公”，疑或“漢陽太守趙承”，其任成州刺史并開鑿新路，當在唐開元九年（721）至開元十二年（724）前後，距杜甫隴右之行早了38年，杜甫所行之路就是唐開元中趙承所開新路⑨。新路頌摩崖所在的西和縣石峽鎮坦途關雙十寺北崖棧道，直至晚清依然存在。《隴南金石校錄》對張維、馮國瑞以來特殊歷史時期隴南金石碑刻文獻輯錄尤為看重。以抗戰史為例，該書錄民國三十二年的《禮縣忠烈祠記》碑石文如下：蝦夷構釁，半壁沉淪，我舉國同胞，罔不懍於攘夷之大義為雪恥之要圖。吾禮雖僻處後方，未罹塗炭，然後氣之所蔚，彌久彌新，用能慷慨從戎，捐軀報國，貢獻於抗戰者綦偉。嘗稽簿籍，禮邑共有人口十七萬，歷年應徵入伍者，達一萬五千餘人，幾及十分之一。離桑梓，別父母，冒寒暑，犯鋒刃，蹈萬死於不顧，以爭國家民族之生存，因而裹革沙場者，數百十人與茲矣！今者光明日溥，勝利日臨，我先烈既已捐軀以奠宏基於前，我志士必能接踵以達成功於後。瞻望來日，當更有無限可歌可泣之事實，以光輝簡編，照耀宇宙。觀其前仆後繼之情形，彌足彰正氣之流露。⑩
中國抗戰史主要寫抗戰重大事件，而對民間抗戰，特別是大後方民間同仇敵愾、支援抗戰的事情記述極略。由此碑記可知，從抗戰爆發至日寇投降，隴南子弟如何共赴國難，家鄉父老如何慷慨支援，已是何等顯而易見？僅禮縣一縣應徵入伍、投身抗戰的兵員，幾乎達到總人口的十分之一，戰死疆場和失蹤者不計其數。在民族危亡之時，各縣也都將抗戰陣亡將士入祀忠烈祠，并勒石立碑紀念。然而，因歷史推進中許多人為的原因，大多數碑石已不復存在，文字也隨之漫滅，而《禮縣忠烈祠記》經《隴南金石校錄》收輯而完整地保留了下來，歷史貢獻不言而喻。《隴南金石校錄》對這種特殊歷史時期的金石文獻輯存，也為印證一些寫本歷史文獻提供了佐證。其實，隴南各縣為抗戰做出的貢獻，大抵與禮縣一樣。比如只有十一萬多人的西和縣，應徵入伍參加抗戰的就有五千六百多人，入祀忠烈祠的只有十七人，遺憾的是碑文不存。新近在西和縣發現的一二八上海抗戰爆發後，西和籍上校團副李啟瑞委託在蘭州的同鄉、戰友李謹叔捎給家裡的一封家信（已缺頁）就寫道：暴日侵我疆土，辱我國權，欺我民族，……凡為熱血者孰忍坐視而袖手旁觀而不恨哉？近又以大軍攻我上海，但我駐滬之十九路軍與之抗戰，累戰累勝，已近半月，日奴連日猛攻，終被敗退，死傷無數，而十九路軍之奮勇……（枕）戈待命。使命一到，東下抗日，倘馬革裹屍，代遞家音；萬一幸生，再為敘談。專此拜託，并祝文安！⑪
此信可與《禮縣忠烈祠記》彼此印證、相映成輝，是反映隴南特殊歷史時期的抗戰史實重要實物與文獻資料。再如對20世紀五六十年代“破四舊”和“文化大革命”的特殊時期的記載，《隴南金石校錄》依據現有條件盡可能搜補、輯入今存金石文。《宕昌史話》載：“（宕昌）‘老爺墳’，從清初到民國（末），每代土司、夫人均葬於此。凡葬此者皆有墓碑，‘文化大革命’前有40通，行成‘小碑林’，後經‘文革’中期破壞，現僅存4通。”⑫《宕昌縣志》第五編“文物古迹”部分載：“(解放初) 宕昌縣境內有石刻一百多處，現存五塊。”⑬《隴南金石校錄》卻突破了這些記載，收錄碑刻、摩崖文獻達34處（塊）之多，很好地充實了以前闕如，應該是新貢獻之處。以《重修殺賊橋碑記》為例，該碑今存宕昌縣沙灣鎮二爺廟，由光緒七年（1881）楊昌濬撰，記“平番一役”，因“此邦之父老亦難言之”，因此“書缺有間”。《隴南金石校錄》依據實物，并參酌清代葉恩沛《階州直隸州續志》（今人曾禮、樊執敬校點本）等文獻加以校錄，便於後人一窺歷史堂奧，瞭解特殊時期倖存下來的碑刻文獻之歷史文化價值。《隴南金石校錄》收錄特殊歷史時期碑刻文獻品類眾多、內容豐富、風格多樣，可與經史之學相表裡，可以糾史之誤，可以補史之缺，可以發覆舊注，可以增廣見聞。正如李清照在《金石錄後序》中所言：“是正訛謬，去取褒貶，上足以和聖人之道，下足以訂史氏之失。”⑭這一點，是我們必須予以深刻認識的。《隴南金石校錄》所收拓片或原物照片，除了具有文獻價值大、時間久遠、內容完整的史料意義外，其中字體美觀方面的編選原則和所得實效，也為研究中國書法演變和書法藝術發展提供了重要資料。“拓片照片”部分，始自禮縣出土春秋時期秦公鼎銘文，繼有秦子鐘、秦公壺、秦公簋等青銅器銘文。春秋繼起，秦國國勢漸升國力漸強，秦公簋銘文成為此期代表作。字形結體整飭嚴謹，筆法脫去呆板強直，同石鼓文一樣在微曲中求勁健，在圓轉中出剛猛，體現自矜自信的強悍雄風，成為此期秦人熱血與力量結合的生動寫照。它脫開了周人莊嚴肅穆、雍容典雅的風格，表現出秦人接管西土後的嶄新風貌，是春秋時期秦國的真實縮影。秦公簋銘文較諸西周文字，結體稍短而多變化，疏密有致，落落大方，已具小篆之雛形。與大堡子山秦襄公、秦文公陵墓所出器物銘文相比，顯然在形成秦篆的道路上，又向前大大邁出了幾步。《秦公簋》與《石鼓文》一起，為秦帝國“書同文”秦篆的產生奠定了基礎，對後來篆書及其他書體的創造和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秦公簋銘文的每一個字都是單獨刻在方模上以後拼成全篇的，這是中國印刷史上的偉大奇迹。秦早期發明的如此先進的陶泥活字鑄銘工藝，至今令人引以為豪，而由此變革常法造成的散章佈局，成為秦統一後權量詔版參差散佈的先導。這種自由活潑的章法，至今為眾多書家所讚歎、傾倒進而追慕取用。《隴南金石校錄》所錄《西狹頌》拓片，反映了漢字字體變遷最為劇烈的秦漢時期所達到的書法成就，以及它對中國書法產生的極為深遠的影響。《西狹頌》古樸雄強的藝術風格和審美傾向，似乎還保留著刀刻的明顯效果，筆劃呈現方棱，轉折嶄齊，結體方正，體勢方整，筆劃頓挫渾厚，對後人感受秦漢書法藝術成就和研究書法史具有重要意義。《隴南金石校錄》所收器物照片或碑刻拓片，價值極高。康有為《廣藝舟雙楫》指出：“今日欲尊帖學，則翻之已壞，不得不尊碑；欲尚唐碑，則磨之已壞，不得不尊南、北朝碑。尊之者，非以其古也。筆劃完好，精神流露，易於臨摹，一也；可以考隸楷之變，二也；可以考後世之源流，三也；唐言結構，宋尚意態，六朝碑各體畢備，四也；筆法舒長刻人，雄奇角出，迎接不暇，實為唐、宋之所無有，五也。有是五者，不亦宜於尊乎！”⑮其尊碑意態，毫無掩飾，但目光所及，盡在唐、宋之前。就隴南“碑學”，唐、宋之後，也不乏精品。《隴南金石校錄》所收趙孟頫書并篆額的《大元敕賜雍古氏家廟碑》，其“趙體”用筆圓潤，骨力內藏，達到爐火純青的境界，其書法藝術價值早已聞名全世，堪為隴南“碑刻”代表。該書所收隴南“碑學”其他妙筆佳品，限於篇幅，茲不一一論列。統而觀之，《隴南金石校錄》的文化價值不限於前述，我們所論僅為一管之見，不免偏頗和膚淺。好在趙逵夫先生書前十萬余字鴻文《前言——隴南歷史文化研究的第一手資料》，用15個專題對隴南的地理環境與其在歷史上的地位、隴南金器銘文與古代歷史文化、石刻起源於秦地與隴南石刻的文獻價值、隴南金石與隴蜀交通、隴南碑刻與隴南軍事記載、隴南金石碑刻與隴南歷史城建、隴南石刻與古代經濟貿易、隴南金石與教育發展史、隴南金石與名宦鄉賢英烈記載、隴南碑刻與民眾自治記載、隴南碑碣與宗教傳播、隴南石刻與名勝遺跡等方面做了深入論述，發前人所未發，令人獲益良多。特別是在《前言》末尾，用了三分之一的篇幅，對隴南金石中的詩作進行了全面回顧和概括，“在隴南古代文學方面，發掘出了一箱珠璣”⑯，對後續學人提供了巨大的隴南文學研究空間。筆者關注趙逵夫先生《隴南金石校錄》，也有十多年了。每次見到先生，他都會提到未竟之處，以至於不斷博諮達意、精益求精，其嚴謹細緻之態，令人感佩。從事金石銘刻的搜集、保藏、著錄、刊佈以及鑒別、考訂、撰寫題跋等一系列整理和研究工作，是一種非常耗時、費力、花銷不菲而又見作者學識、功力以及文化素養的學術活動。這部《隴南金石校錄》通古今之變，使散落於世的吉金和石刻文字發出洞穿歷史的幽微之光，顯然凝聚了作者十餘年、甚至幾十年的智慧和心血，即便是歐陽修《集古錄》、趙明誠《金石錄》的成書問世也不過如此。從橫向的維度看，就現今甘肅學界，《隴南金石校錄》可謂金石文獻整理收錄和校注的第一部皇皇巨獻，是隴上金石學研究的里程碑式大著。即便從全國來看，也可以說《隴南金石校錄》是金石文獻校注研究的集大成之作，文化價值極高，必然會彪炳於史。附記：本文在寫作過程中得到西和縣第一中學高級教師、隴南師範高等專科學校隴南文史研究中心兼職研究員魏澤民先生的大力支持，特此致謝！本文已經趙逵夫先生、魏澤民先生校讀。
①劉琳：《華陽國志校注》，巴蜀書社1984年版，第7頁。②孫猛：《日本國見在書目錄詳考》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671頁。③卜豔軍、李新偉：《<華陽國志>淺論》,《中國地方志》2003年第1期。④西北師大教授趙逵夫先生主編的《隴南金石校錄》（全4册），由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8年出版。該書200余萬字，歷時十二年編撰，收錄從商代至民國時期現在的隴南市行政區域內的金石文獻，包括金、石兩大部分。全書由拓片或原物照片、金器銘文、碑刻三部分組成，按照商、西周、春秋、戰國、秦、漢、三國、晉、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國、北宋與遼、南宋與金、元、明、清、中華民國的順序排列，并在每一種文獻後面附有校記，包含出土時間地點、形制、收藏地、著錄等信息。⑤蒲向明：論《<西狹頌>摩崖的文學價值》，《上海大學學報》2006年第6期。⑥崔階：《隴南金石的調查與研究》，西北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07年。⑨蔡副全：《唐新路頌并序摩崖釋考》，《天水師範學院學報》2011年第6期。⑪該信函原件現存李啟瑞侄孫李振洲（西和縣農牧局幹部）處，文中所引內容系筆者依原件之影本抄錄而來。⑫楊海帆：《宕昌史話》，甘肅文化出版社2006年版，第147頁。⑬宕昌縣縣誌編纂委員會：《宕昌縣志》，甘肅文化出版社1995年版，第525頁。⑭程千帆等：《袖珍古文鑒賞辭典》，上海辭書出版社2003年版，第588頁。⑮華東師範大學古籍整理研究室選編、校點：《歷代書法論文選》，上海書畫出版社2014年版，第756頁。
吴承學教授、許結教授、程章燦教授題詩
發刊詞
卷首語
什麼是寫本學——榮新江、伏俊璉、游自勇西華師範大學文學院對談錄
歐洲實物寫本學簡論 馮婧
法藏敦煌遺書P.3730的寫本學研究 王使臻
敦煌寫本S.3227+S.6028+S.11423+S.5731綜合研究 郝雪麗
日藏古筆切《贈鄭員外》詩與《七老會詩》叙考 陶新昊
藏文寫本古籍紙頁殘片的顯微分析 易曉輝、索朗仁青
藏文古籍寫本邁向刻本時——以元刻為例 薩仁高娃
嶽麓秦簡《尉郡卒令》初探 周海鋒
北大漢簡《蒼頡篇》釋文商兑 張存良
《搜神記》所載周幽王生年補證 邱奎
雜史類清抄本十種叙錄 沈蕙
清代南部縣衙檔案俗字考證 唐樹梅
姚華碑帖觀探析----以《弗堂類稿·序跋》為視角的解讀 鄭海濤、趙欣
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5-11世紀中國文學寫本整理研究”成果選登
S.2607+ S.9931寫本校錄及研究 重大項目課題組 伏俊璉執筆
伍非百與湯炳正——四川現代學術史上一段珍貴的友誼 湯序波
蔣禮鴻致王重民信劄鉤沉 王安琪
廣訪博咨達道義 搜求餘光通古今
——趙逵夫主編《隴南金石校錄》文化價值論析 蒲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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