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載:清代诗人别集丛刊公众号
作者简介
赵逵夫,1942年生。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西北师大古代文学、古典文献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业务负责人,甘肃省先秦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兼任《文学遗产》顾问。在《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文艺研究》《文史》《中华文史论丛》《文学遗产》等刊物发表论文400余篇。多次被《新华文摘》《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等转载。出版《屈原与他的时代》《古典文献论丛》《读赋献芹》等著作;主编《先秦文论全编要诠》《历代赋评注》和《诗赋研究丛书》等。完成国家重大委托项目、招标项目的3个子项目,先后主持两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获教育部社科成果奖2项,全国优秀古籍成果奖2项。获甘肃省社科成果一等奖4项,二等奖3项。50多年来,在教学和学科建设等方面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先后被评为甘肃省优秀专家、甘肃省优秀教师、甘肃省优秀教师标兵,1992年起享受国务院发放的政府特殊津贴。2000年被评为全国先进工作者,2006年被评为国家级教学名师。2014年获甘肃省敬业奉献道德模范奖,2017年获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2018年被评为“感动甘肃十大陇人骄子”之一。
张晋(一六二九—一六五九),字康侯,号戒庵,明清之际临洮府狄道县人,是清初西北很有才华的年轻诗人。张谦(一六四一—一六八〇?),字牧公,张晋的四弟,曾随张晋至丹徒,与江南的不少诗人有所交往,也留下了一些反映清初社会状况的诗作。
张晋的作品既反映了明末的社会动乱和广大知识分子思想转变的过程,也反映了劳动人民的痛苦。清初统治阶级采取了一系列的强硬政策和收买人心的手段,一步步巩固政权,张晋后来也通过科举考试出任丹徒县令,但诗人对统治阶级的劣政和官场腐败行为仍然有所揭露与抨击。其诗风格豪放,激情澎湃,多感人之作。张晋今存作品虽经清中叶甘肃诗人吴镇删选、重编,但仍可从中看出作者一直关心国计民生的思想情怀。
《四库全书总目·集部存目》著录《张康侯诗草》十一卷,云:
国朝张晋撰。晋字康侯,狄道人,顺治壬辰进士。官丹徒县知县。其诗颇学李白,兼及李贺之体。第一卷为《黍谷吟》,第二卷为《秋舫一啸》,第三卷为《蓟门篇》,第四卷为《劳劳篇》,第五卷为《石芝山房草》,第六卷、七卷为《雍草》,第八卷为《税云草》,而以诗余附焉,第九卷为《律陶》,集陶诗为五言律也,第十卷为《集杜》,第十一卷为《集唐》,亦皆五言律。据后跋云:尚有七律集句,未经编入云。
张晋生当明清易代之际,是清代西北的杰出诗人,又和当时西北及江南很多诗坛名家有所交往,其诗作对当时一些重要的历史事件和社会状况有所反映,应该予以重视。故在三十多年前所编校《张康侯诗草》的基础上,并其弟张谦之作重加校笺,奉献给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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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世与生卒年
张晋出生于狄道(今甘肃省临洮县)书香之家。其父张行敏,字公孺,号大陆,明天启辛酉(一六二一)举人。曾任观城(治今山东莘县西南观城镇)令,甫三月以兵乱挂冠归。闻甲申之乱,不食而死。康熙《临洮府志》载,张行敏“年十三游泮,聪慧万伦,淹贯六经百子”,“每严冬必捐家资煮粥施舍于市,郡人感颂之”。张行敏博学能诗,藏书甚富。孙枝蔚《张戒庵诗集序》云:“康侯尊公先生初仕为茂宰,著诗甚富。”张晋《避贼十歌》云:“书厨书厨皆典要,千轴万签付荒草。我寝食此已十春,一旦委弃不忍道。”在《戊戌初度八歌》中说:“我父爱我如掌珠,手摘桐花饲凤雏。”可见张晋的家庭,特别是他父亲对他有着明显的影响。
张晋家中书房名“石芝山房”,其《腊十二家慈帨辰西望赋此》云:“冬尽无书忆石芝。”又其诗有一卷名《石芝山房草》。张晋“博学能诗”,不但熟悉文史,而且通乐理。《晚晴簃诗汇》云:“戒庵旁通音律,有《琵琶十七变》,世犹传其谱。”还懂医药,著有《医经》一卷。《戒庵诗草》卷五有怀念其妻眉仙而联缀药名作成的七律四首,语言清新明畅,对仗工整,也无意中流露出他熟悉药物的情况。
舅晏御赐,字心贶,博学多才,著有《梦梦轩诗草》一卷。另一舅潘光祖,字义绳,号海虞,天启甲子解元,联捷中进士,曾任吏、户二部郎中,历山西参议道,执法不挠而深恤民情。著有《易钥》《四书秘》《四书九丹》《介园集》《血孤集》《旧孤集》等。
在张晋稍前或同时,狄道能诗能文之士不少。如袁养浩、孙宜缵、姚之珵、刘惠声、张宗明等。
张晋受狄道文士风气习染,嗜读诗书,食寝于书房之中,故早慧而博学。他在《戒庵诗草跋》中说:“十四岁知声律,今一纪矣。笔墨率然,轶于乱,轶于醉,箧存古近诗千七百余首。”可见他在创作上起步是很早的。
乾隆《狄道州志》卷九云:
张晋,字康侯,观城令行敏子。少聪颖,读书一过不忘。举顺治辛卯乡试,联捷南宫。晋博学能诗,与焦获孙枝蔚、蓉江戚藩相友善。初授刑部观政。明年出宰丹徒……三载,惠洽民孚。辛酉充乡试同考官,得张京江玉书,即所县试童子第一人者也。会主司以贿败,晋亦罣误。死时年三十一。
乾隆二十八年刻印的《狄道州志》云:“辛酉充乡试同考官。”顺治九年之后第一个辛酉年为一六八一年。如以张晋中进士时为二十四岁,至一六八一年已五十多岁,与其所记载“死时年三十一”的说法相抵牾。光绪年间重修《丹徒县志》卷二十一《职官表》:“县令:张晋,陕西狄道人(狄道清初属陕西省),壬辰进士,十二年任。”此指顺治十二年。由张晋之诗可知,他中进士后有一段时间是在京城等待补阙。看来是顺治十一年(一六五四)被授刑部观政,十二年被任为丹徒令(清丹徒即今江苏镇江)。十二年秋由京城直接赴丹徒,任职理事是十二年冬。十四年秋被任命为乡试同考官。顺治十四年为丁酉年,则《州志》“辛酉”为“丁酉”之误。
张晋七古《戊戌初度八歌》除首尾二首外,依次写对父、母、弟、妻、友、子的怀念。其念母一首云:“斋素为儿乞绣佛,不愿官高愿寿长。岂意祸从天上来,啮指出血心痛伤。”怀妻一首云:“封侯夫壻今得罪,不如扊扅旧时贫。”怀友一首云:“霖雨未遂鳞甲损,未免为鱼笑为龙。”由这些诗句可以看出这一组诗是作于狱中的,由诗题及第一首可知是作于他生日的一天,时在戊戌年(顺治十五年,一六五八)。《戒庵诗草》卷二之末三题皆狱中所作,《戊戌初度八歌》后为《七夕篇》《九日醉歌》。《七夕篇》亦作于戊戌年七月。《九日醉歌》中云:“风雨萧萧木叶堕,一年已向愁中过。每逢令节更潸然,檐外寒山秋影破。”知作于顺治十五年重阳节,看来张晋的生日很可能在前半年(七夕以前),而得祸下狱更在戊戌年的生日之前。
何以见得张晋下狱是在丁酉年年底?由其《腊十二家慈帨辰西望赋此》知其母生日在腊月十二。孙枝蔚《溉堂前集》卷七有《寿张康侯母晏太夫人》三首。《溉堂前集》是按体分类,每一类又编年的,纪年干支注于此年第一首诗之题下。《寿张康侯母晏太夫人》列在丁酉年(《戒庵诗草》卷五附其第三首,即题为《丁酉寿张康侯母太夫人》)。诗中说“夫子在天为日月,郎君绕膝作星辰”(上句指张晋父亲已去世,下句指晋兄弟),又说“晚岁红梅绕署香,兰交万里满华堂”,可见丁酉年腊月张晋尚在署衙,大宴宾客,为其母庆寿。至年底牵连下狱。因为七古《九日醉歌》中说“风雨萧萧木叶堕,一年已向愁中过”,该篇与《戊戌初度八歌》俱作于顺治十五年,则入狱在前一年即顺治十四年(丁酉)年底甚明。
《溉堂前集》五言律诗(卷四至卷六)己亥年第一题写正月十四日雪后观灯,二、三、四题为赠答诗,第五题曰《新居》,第六题就是《挽康侯》二首,第七题为《仍题新居之堂曰溉堂》,第八题中还写到“春日”“春花”“雪后”“春觉”。从孙枝蔚《挽康侯》二首的作时看,张晋是死在己亥年之正月的后半月或二月的。据《清实录·世祖实录》卷一二一载,顺治帝对江南科场案定罪是在顺治十五年十一月,已过秋决之期。刑部还有些手续办理。因清初为拉拢文人,顺治帝对科场案的处理极严,多过其实,故不待己亥秋决之期于当年春即施行。
孙枝蔚挽诗的第一首云:
狱中诗更好,读罢断人肠。猿哭闻中夜,鹃啼在异乡。何曾明罪迹,能不悔词场?江上慈亲老,终朝泪万行。
《戊戌初度八歌》之第一首云:
屋上苍天如盖圆,日暖月寒三十年。男儿落地悬弧矢,虹霓吐气照山川。一旦乖违触世网,万里骅骝步不前!
戊戌年三十岁,则己亥年死时三十一岁,可见乾隆《狄道州志》“死时年三十一”的记载是正确的,而关于任乡试同考官年代的记载是错误的。《晚晴簃诗汇》卷二十六《诗话》云:“旋令丹徒,充乡试同考,坐吏议,年甫逾三十遽卒。”言卒时刚过三十,也与我们的考证相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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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的几个主要阶段与著述
张晋自言:“予诗皆十四岁以及二十以上之作。”(孙枝蔚《张戒庵诗集序》引)今所见《戒庵诗草》卷二《避贼十歌》自注:“明末时作。”考其事,作于顺治三年,时晋年二十岁。因南明小朝廷尚在,故意如此含糊作注。又卷六《苏幕遮·苦雪》自注:“十六岁作。”《望江南·元日》自注:“十八岁作。”其他均未注作时,大约都是二十岁以后的作品。十四岁时作品未收入,自然因为内容较单薄或技巧不够纯熟,而十五至十八岁之间作品收入甚少,当是一则技巧上毕竟未至炉火纯青之程度;二则因为那段时间正当明亡前后,作品反清思想过于明显,大约在吴镇重编之时大多被删去。已收入集中的一首诗、两首词都是表现较为含蓄的,但也不难看出作者当时的思想情绪。其《苏幕遮》云:
日迟迟,风杳杳,晓步寒林,雪压竹枝倒。举目江山不是了,一望蒙蒙,此恨谁知道?卧时多,行时少,若要出头,直待东皇到。羞杀春园花与草,忍耐着他,惟有青松好。
清人入关以后,有的明朝武官投清以后同满族贵族一样大肆掠夺,为文职做地方官者也同明末时一样贪赃枉法,张晋对此极其鄙视。他词中“羞杀春园花与草,忍耐着他,惟有青松好”数句,正表现了当时的思想态度。顺治八年(一六五一),张晋参加了乡试。张晋思想的这个转变,一方面同清统治者在建国后民族政策上有所转变、社会逐渐趋于安定、人民生活生产得以恢复有关,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封建社会知识分子对统治阶级的依附性,你要想为社会干一些事,就得加入到这个体系中来。不过,由于从小所受教育和他父亲的死,张晋对清朝统治者在感情上始终是排斥的(这从他的诗中可以看出,从他同明遗民孙枝蔚等人的深厚感情这一点也可以看出),所以孙枝蔚含蓄地说他是“为养而仕”(《溉堂前集》卷七《寿张康候母晏太夫人》序)。
张晋是清代甘肃第一个进士,也是清代临洮唯一的进士。他参加乡试在顺治八年辛卯,《狄道州志》卷四《选举》作于七年辛卯;中进士在顺治九年壬辰,《狄道州志》卷四作于八年壬辰,干支是而年代误。
张晋去长安参加乡试、赴京会试及候选中,开扩了眼界,加深了对社会的认识,写了一些深刻反映现实的作品。如被孙枝蔚、刘沅水评为“诗史”“古今第一大文字”的《四灾异词》就成于这一阶段。
清代著名诗人宋琬曾赠张晋诗二首:
才子半为吏,如君方少年。一时惊彩笔,百里听朱弦。雨雪关山道,音书鸿雁天。梅花春信好,寄我《上陵》篇。
葭菼露苍苍,弓刀客子装。秦风余《驷驖》,汉使重星郎。掣电来天马,弹琴下凤凰。定蒙宣室问,灾异说维桑。据《晚晴簃诗汇》卷二十六。
张晋在京师所结识的诗人,成就突出的还有施闰章、曹尔堪、魏象枢、魏裔介四人。《戒庵诗草》卷五有《赠施尚白比部》《赠曹太史顾庵》《答曹子顾韵》等,诗中表现了他们相互之间的了解和倾慕;《戒庵诗草》与《寒松堂集》中都有《送聂辑五侍御案秦》,反映出他们的交往与一起作诗的情况。魏象枢有给张晋题父节母寿册的诗二首。张晋与其他诗人也有亲密的交往。如其《招素公》(素公,金德纯字)云:“素公尔来,我为尔歌临高台。”诗友唱和、举酒狂歌的情景已跃然纸上。张晋被授丹徒令离京后,同在京城所结识前辈、同辈诗人仍有诗来往。如《戒庵诗草》卷四的《通湾舟次寄环极、石生二先生》及《萤火和魏环极先生韵》,是离京后写给魏象枢、魏裔介的。卷二《寄顾西巘》序中说:“旦发三里,接《鹅城诗》,马上啸呼,行人以为颠狂。嗟呼,知己云难,而得复失之,乃犹幸其失复得之也……作一歌,寄西巘。”诗人同顾如华的深厚感情及他对这种感情的珍惜之情也均于此可见。
张晋在京时二十五六岁,而以诗惊众,声名大震。“诸公争为击节惊叹”“宾客填门,挥毫立就”(卷四孙枝蔚评语),这从卷四、卷五的大量赠诗即可看出。今集中可见的赠诗、答诗共八十五题,均能因人、因地有所鼓励和规劝,无阿谀奉承之语,而流露出作者对人民生活的深切关怀。这些诗扫除了陈词滥调,与明代七子之末流凡赠诗均成“叙爵里姓氏之书”的老套大不相同。
《狄道州志》载张晋“初授刑部观政,明年初宰丹徒”,又乾隆《镇江府志》载张晋为顺治十二年任丹徒令。张晋至丹徒以后,“乃渐不欲有其诗名”。当时有人说,这是因为曾有人忠告张晋“诗人多不娴吏治,且易取人忌”,晋“雅善其言”。而据张晋自己说,是恐将来悔其少作。从情理上来看,应主要由于前一个原因;张晋所说,不过是表面上的原因。他在京时为什么不怕将来悔其少作,而到丹徒后忽然又恐将来悔其少作呢?他生长在北方,以二十七八的年龄至江南之地为县令,人生地疏,政务也未必娴熟,自然公事繁冗,无暇劳神于诗词余事。作为一个曾以诗扬名于京师的青年文人,在作诗与吏治二者不得兼顾的情况下“不愿有其诗名”而一心忙于政务,具体地反映了他关心国计民生的思想。
张晋在丹徒“询疾苦、劝农桑、兴学校、裁火耗,罢不急之务。三载,惠洽民孚”(《狄道州志》卷九)。故镇江府知府张来凤对他十分看重,“相倚如左右手”(《镇江府志》卷三十四)。农桑之外,他更重视教育。他以太仓朱臣为儒学训导,“月会课诸生,具酒馔论文,评题无不得当。学庙将倾圮……张晋上督学使者鸠工修筑”(同上)。丹徒名士、顺治四年进士张九征撰《重修丹徒儒学碑记》云:
丹徒在郡城中,其学与郡学相望属。以地势高广,风雨剥蚀,圣宫贤庑,悉就废弛。临洮张君来领是邑,喟然兴叹,为请之督学张公。张公率先倡助,集绅士谋焉……张君以家学成进士,有才名。下车逾月,百废俱举。退食之暇,力学不倦。士民皆以兴学诵其功。见《丹徒县志》卷五十六。
另外,张晋与孙枝蔚、李楷等联络西北旅居丹徒、扬州的遗民诗人,组织了一个丁酉社。在久经战乱之后,来调解人们的情绪和社会气氛。
张晋在丹徒时县试童子第一人张玉书,即后来《康熙字典》的主编,后官至文华殿大学士兼户部尚书,为清代名臣之一。
张晋因江南乡试案被下狱,《郎潜纪闻》卷十二云:“最可畏者,尤莫如十四年丁酉顺天、江南两省科场大狱……江南则江宁书肆刊《万金记》传奇,不知出谁手,传闻禁中,以‘方’除一点、‘钱’去二戈指两主考姓。世祖大怒,命将主考侍讲遂安方猷,检讨仁和钱开宗,房考李上林、商显仁、叶楚槐、钱文灿、周霖、张晋、朱、李祥光、田俊民、李大升、龚勋、郝维训、朱建寅、王国祯、卢铸鼎(一作钱升)、雷震生俱骈戮于市。厥后衡文获咎者尚难枚举,圣谕煌煌,从未比附轻典……顺治丁酉科,命南北中式者在瀛台覆试,题即为‘瀛台赋’。是时,每举人一名,命护军二员持刀夹两旁,与试者咸栗栗危惧。常熟陈溯潢亦在列,其父贡生式尝作《燕都赋》,溯潢夙诵习,因点缀成篇。钦定第一。”《狄道州志》言因主司受贿而被罣误,是正确的。但张晋在狱中所作《梅花十五首》之八云:
到底真心难尽吐,至今傲骨未曾低。只缘世外贪山水,误被人间乱品题。莫笑岩阿皆捷径,羞随桃李浪成蹊。
一闻新起文章狱,黄金无色玉无声。读书致祸今如此,悔不南亩偕春耕。
张晋在丹徒结识的西北诗友中,关系最密切的是孙枝蔚。他赠张晋及张谦之诗甚多。张谦归临洮后,他在给郭德怀(字广文,临洮人)的信中还表示了对张谦的关心与称赞(见《溉堂文集》卷三)。
从张晋居家读书、应试和在京城、任丹徒令这几个阶段上学习、创作、交游、政绩等方面的情况可以看出,他关心社会现实,关心国家和人民,也具有创作的才华。这是他在短促的一生中能写出一些足以传世的作品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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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与死后的情况
张晋生前诗名大噪而身后寂寞,与他的一生过于短促有关,但还有两个原因:一是他被列入钦犯而殒命的,当时人避讳而不再提起他,有关他的诗文多被删除;二是他死后家中立即陷于贫困,使他的诗的刻印、传抄在地方小范围中的流布都受到影响。
先看他的家庭情况。他父亲张行敏在一六四六年去世(作于明末的《避贼十歌》云“血口淋淋哭我父,前年新葬东郊土”)。母亲晏氏,丁酉年五十岁(《溉堂前集》卷七),张晋死时她五十二岁。
张晋有一兄,早死。张晋排行为二。《戊戌初度八歌》其六云:“痴儿今年已十五,我兄之子我所乳。”看来其兄死后兄之子由晋收养。《戒庵诗草》卷一有一组诗,题为《小玉》《元玉》《环玉》,作于不同时期,从内容看是赠给子姪的,元玉应即兄子。《戒庵诗草》卷一《元玉》:“天地命发齿,幸为男子身。百年良易迈,胡为甘沉沦?雅度既冲秀,进而问古人。水有珠璀璨,山有玉嶙峋。慎重此天宝,奕世以为珍。”与《小玉》《环玉》所言相比较,可以看出元玉是不爱学习的。此与《戊戌初度八歌》所说“不学诗书学弓箭,意中犹笑若翁腐”“才与不才已焉哉”相合。张晋在不能与亲人会面并且虑及将来的情况下只想到这个孩子,自己亲生的孩子都尚幼,却一个也不曾提到,这也可以看出张晋的品行道德。
张晋有两个弟弟(《避贼十歌》:“两弟两弟痴何求”),其一名咸。五律《寄三弟咸》云:“三弟他乡别,平安已到家。暮云分雁影,春雨殢棠花。果竹宜常看,车裘莫浪夸。高堂今念我,尔好伴锄瓜。”从这首诗看,这个弟弟大约在家务农,主持家务。张谦排行第四。
张晋在赴丹徒任途中作五律《舟中新月》云:“飘零思弟妹。”则还有一妹,但其他情况不知。
据《张戒庵诗集序》,张晋到丹徒的次年,一些师友即敦促他编刻自己的诗集,但《张牧公得树斋诗集序》云:“及祸难稍平,牧公由江南侍太夫人过维扬,僦一椽暂憩息其下,予乃得与牧公再一相见,恍惚若梦中人,且惊且涕。未及坐,遽问:‘令兄康侯遗稿何在?’牧公曰:‘幸祸不及此耳。’”似刻本被抄没而手稿幸存。
关于张晋的著作,《四库全书总目》著录《张康侯诗草》十一卷,据跋云尚有七律集句未经编入(原文见前)。《狄道州志》卷十四著录:
《黍谷吟》《蓟门篇》《岁寒诗集》《秋舫一啸》《劳劳篇》《雍草》《律陶》一卷、《集杜》一卷、《医经》一卷、《琵琶十七变》一出:张晋著。
我家原有《戒庵诗草》刻本,五十年代初与其他书一并毁弃。一九八一年得到《戒庵诗草》二册,按体分卷,共六卷,前有孙枝蔚序,每卷卷目之下并列两行字:“临洮张晋康侯着”“焦获孙枝蔚豹人评”。无《黍谷吟》等名目。狱中所作《九日醉歌》《梅花十五首》也在其中,看来此为后来稍作变动的覆刻本。
张晋死后其诗名逐渐消失的主要原因是他是获罪下狱而死的。《溉堂文集》收入为张谦诗集所作序而未收《张戒庵诗集序》;康熙年间先后两部《狄道县志》之《文苑传》均未列张晋(后一部中列有张谦);《寒松堂集》中魏象枢给张晋题父节母寿册之诗,题上只作“张进士”而未提其名。张晋之得祸虽因主考受贿而被牵连,但总是朝廷所定钦犯,当年一些同年、诗友避嫌疑而不再提起他,是可以理解的。至乾隆年间,因为时过境迁,张晋才在《狄道州志·文苑传》中被列为清代第一人,《四库全书总目》也著录了他的诗集。
张晋诗题材广泛,思想深刻,感情激荡,撄摇人心;带有浪漫的风格,又与当时的社会息息相关。这些作品对于我们了解明清之际的社会状况及当时知识分子的思想情绪,都是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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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心社会现实、同情人民疾苦
从张晋出生直至其二十二岁,西北的农民义军反抗活动不断。张晋不是像很多封建文人、官僚子弟的一味痛斥“匪贼”及其所造成的社会混乱,而在不少作品中反映了人民的疾苦与统治阶级对劳动人民的沉重剥削和压迫,表现了他对人民的深切同情和救民于水火的心情。
首先,张晋诗中对当时人民所经受的天灾人祸有广泛而深刻的反映。就在张晋中进士的那年八月,甘肃陇南一带发大水,造成严重的自然灾害。次年(一六五三)六月临洮遭雹灾,冰雹“小者如鸡卵,大者如人头”。一六五四年六月临洮、巩昌、平凉、庆阳大地震,倾倒城垣、楼垛、堤坝多处,因庐舍、墙壁坍塌死亡军民三万一千余人。一六五五年五月又是“黑霜飞秦川”。这四件灾害只有地震一事在《清史稿》中有记载,其他三事史书都未提及。诗人就这四件事写成了四首五言古诗,总题为《四灾异词》,描绘出四幅凄惨哀痛的图画。诗中不仅写出了灾害的严重程度,特别可贵的是反映了在人民受到毁灭性大灾难的情况下官府的态度。如《纪震》一首,在写了“平原出峻岭,绝巘入深溪。齿发五万人,同日如肉泥”那样可怕的情景之后,写一个偶然活下来的老人,四个儿子都被压死,自己也病体难支。然而,县官还据丁册向他催要四个男丁服役。诗的末尾说,老百姓幸存者既无完整的房屋,又失去了生活资料,而当官的人却“新酒泛玻璃”,照样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其《纪水》一首中写道:“梦中波涛涌,势来谁能当?浮尸如败叶,东流至咸阳。孤村断鸡犬,惟闻雁声长。”官吏们的态度呢?“有司难坐视,循例报灾伤……勘验动经年,奸吏索酒浆。死者既汩没,生者复周章。”官吏们不过例行公事罢了,因而光勘验灾情动不动就拖一年时间。这还不说,他们还往往给人民在天灾之上加上人祸。他们杯中盛的不是酒浆,而是灾民的鲜血!
张晋的有些诗把劳动人民的贫穷与官僚地主阶级的豪华对比起来写。如《古诗十三首》之十三、《燕京竹枝辞》之三、五、六等,写出虽然当时广大人民“终日无饱饭”,有些人却仍然是“下箸厌粱肉”。有的诗突出地表现了贫困不堪的人民在沉重的赋税下难以生活的苦况。例如《乌夜啼》:
三更月落风满野,城上啼乌声哑哑。败云秃木延秋门,冷气射天裂霜瓦。老女缲丝不成斤,坐无饱饭出无裙。终夜不眠长叹息,邻舍官人总未闻。
张晋的诗从各个角度反映广大人民的生活与苦难,表现出诗人对一些现实问题的深刻思考。这在清代诗人中,是比较突出的。
其次,张晋的诗也写出了一些地方由于农民的破产和统治阶级对人民的不断压榨形成的社会危机。张晋不只注意到农民的生活状况,还注意到农民的生产条件,他对劳动人民特别是广大农民的同情不仅是出于恻隐之心,更主要的是基于深刻的理性认识。《古诗十三首》之十二写一个老农驱牛上山,只见满目荒秽,“不解耕何处”。然而,“门前催租人,下马气如虎。携来杻械物,多于鎛犁数”。清初的几年,由于战争、灾荒的原因,农民常常举家逃亡,失去一切,终于形成“苍生鎛畚穷”的状况。准备对付农民的刑具其数量超过了农民的生产工具,同春秋齐景公时的“踊贵而屦贱”一样,形成了历史的反常。
由各方面来说,张晋不希望社会动乱,更痛恨官逼民反。他认为执政者应该很好地解决人民的生活问题,使人民安居乐业。所以,他对于统治阶级调动部队镇压农民军,含蓄地表示了否定的态度。《秋望八首》之六云:
三巴自古称天府,近日朝廷方用兵。白帝城边惟草色,锦官楼外有鹃声。秋残盐井烟仍断,天老花溪水不生。怅望青燐悲征伐,茫茫何处问君平?
再次,张晋诗中注意到最高统治者及层层官吏在减轻人民苦难与缓和社会尖锐矛盾方面的责任,他希望官吏们同最高统治者都能冷静地考虑这个问题。他为受任命的同年、朋友赠诗,今可查的有四十四首(大部分在卷四,少量在卷五),多无欢庆、恭贺之意,也非倾诉朋友情谊或预祝仕途顺利,贯穿在这些作品中的总的一个意思是:作为一个地方长官,就应以拯救苍黎为己任。诗中多对被赠人任所的灾情或荒凉残破的景象有具体的描绘。如《吴云表令完县》一首:
完县弹丸地,君行正可怜。哀鸿沙外月,衰草雨中天。千亩余秋水,孤村断暮烟。流离今更甚,何以计生全?
岁岁黄河决,东明在水中。漆园秋涨白,云岭晚霞红。赤县舟车苦,苍生鎛畚穷。君才饶利济,何以赋哀鸿?
张晋自己不过得了一个小小的县令之职,却抱着拯天下于溺的想法,并在同仁中以此相号召,这对出身于仕宦之家、在仕途上又一帆风顺的青年官员来说,是十分难得的。
张晋的这种忧民的感情在其独坐抒怀、登高览胜及车途舟次所作诗中,都有流露。“满目萧条忧不细,早为拯救赖诸公”“灯昏不寐三更尽,关塞寥寥有雁声”“消愁赖有葡萄酒,灾异频仍莫上楼”,这类诗句,在其诗中屡见。最突出的表现是他把皇帝给一部分统治阶级成员的恩典同人民普遍遭受着的苦难作直接地对照。七律《赐宴》写皇帝在芙蓉阙下给新任命的官员赐宴,末四句云:
天地无穷留竹帛,君臣有庆鼓笙簧。归来醉饱衔恩处,南北灾荒虑正长。
张晋也写了一些反映农村淳朴风俗的作品,如《迎神曲》《丰年歌》《春鸠鸣》,还有《燕京竹枝辞六首》《舟行口号十首》中的大部分作品。这些作品反映了一些农村生产力得到恢复后的状况,表现出一种轻松喜悦的情调,所体现的思想同上面所讲各类是一致的。
总的说来,张晋是一个具有坚定的民本思想、确实关心人民疾苦的诗人。孙枝蔚在《纪水》一首夹评中评曰:“诗史。”又说:“此等诗次山、香山不能措笔,千古惟有一老杜耳。”虽稍有溢美之意,但也道出了张晋诗歌在内容和思想方面的特点:从真实地反映当时的社会现实、社会的主要矛盾方面来说,确实与杜诗有共同之处。“此际何人能感慨,少陵哀怨正无穷”(《长安十首》之四),他自己也这样认为。
《张晋张谦集校笺》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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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明朝的怀念与对清朝统治者的接受
《戒庵诗草》中有些作品表现了诗人对于明朝的怀念,还有些则对统治阶级的荒淫与奢侈进行了揭露。这两方面都反映了作者对清朝统治者的态度,所以放在一起来谈。
张晋对清朝的态度,可分前后两个阶段,大体上以顺治八年(一六五一)他参加乡试为界。但在此前有一个逐渐转变的过程。
明亡前后,张晋对清朝是痛恨的。虽然明末政治腐败已极,但在一般汉族知识分子看来,无论如何比在“金”的统治下要好。张晋作于一六四六年的《望江南·元日》一词云:
等闲的、又过了元嘉。恨把功名淹草木,羞将岁月混风沙,屠苏莫浪夸。旧时事,回首总堪嗟。台上谁人占日色?宫中何处颂《椒花》?江南望眼斜。
故国今何在?云天自杳冥。登楼时一望,不忍见山青。烟色迷疏牖,岚光照小屏。南邻松树好,洗眼看亭亭。
张晋参加乡试之时虽然还有一个桂王永历帝,但他的小朝廷同弘光、鲁王、唐王小朝廷一样,被几个坏人把持政权,内部争权夺利,由这个小朝廷来收复中原,已绝无可能。随着清朝统治者在政策上的一些转变和社会逐渐趋于稳定,张晋对清朝的态度也有了转变。张晋在顺治八年参加乡试,帮助他认可了清朝的统治,并且愿意参与在清朝统治下治理国家的活动。
张晋在思想转变之后,对于明王朝仍是怀念的。他写道:“兴亡国事梨花见,来去春风燕子知。锦绣川原一洒泪,梦中愁向万年枝。”(《长安十首》之九)但是,明末政治的腐败他也是清楚的。他希望新的统治者能汲取前朝灭亡的教训,不要一味地骄奢淫逸,不顾人民死活。《古诗十三首》之五细致描绘了一个新贵饮食的珍奇,铺设的豪华,姬妾的秀美,歌舞的轻妙。接着由“墙外饥儿哭”一句引出了同时生活在另一境况中的人。这生活在两个世界的人,事实上是属于两个朝代的豪贵,只是一个随着前朝的灭亡失去了酒绿灯红,甘脆轻软,一个则正在志得意满之时。作者用“岂知”二字,既含蓄又明显地指出了前者对后者的借鉴意义。张晋有的诗也表示了对沦落在社会底层的明代贵族、仕宦人家子女的同情,其中自然包含着对明朝的怀念感情,但主要是反映了明清之际改朝换代的斗争、长期的战乱所造成的社会悲剧。以上所揭示这些思想的核心是对人民生活的关心,体现了他忧民、忧天下的思想。
与对明朝的怀念及对人民生活的关心相联系,张晋诗中对清朝统治阶级的骄奢淫逸亦有揭露。如《秋望八首》之四所写,殷殷箫鼓,彩鷁争飞,两岸是年轻女子拉缆。“岸上细人心力尽,可怜安稳邓黄头”,专供最高统治者玩乐的人因为得宠而富贵尊荣,无所事事(邓通以棹船为黄头郎,后官至上大夫,汉文帝曾赐蜀地严道铜山得自铸钱。见《汉书·佞幸传》),却用一些体弱力薄的女子拉纤。《开河记》说隋炀帝游扬州时取民间女子年十五六岁者五百人,谓之“殿脚女”。每船用彩缆十条,由“殿脚女”及嫩羊相间而行牵之。张晋诗中描绘的场面,与当年隋炀帝的做法正同。可见清朝统治者也毫不例外地在建国之始便显示出封建统治阶级残忍淫奢的本性。
张晋早期作品虽然被大量删削,今存集子中所余不多,而且也都很含蓄隐晦,但由这不多的几首诗词作品仍然可以看出张晋前一阶段的作品同杜濬、吴嘉纪、申涵光、屈大均等人的诗作一样,对清初政治有所批判,体现出一定的反清情绪。顺治八年之后的作品,同以上诸诗人一样仍然具有丰富的现实内容,反映了人民的痛苦、社会的矛盾和对于清统治者的不满情绪,但较明显的反清情绪已不复有。在后一阶段的作品中表现得最突出的思想是:怎样使老百姓脱离苦难的境况。根据张晋思想转变的过程及他的总的思想作风来看,他与钱谦益等在清军南下之时立即投降,此后却显出一副郁郁的情态以沽名的“名士”是不同的。像钱谦益,他的降清与后来的乞归林泉,同他在福王小朝廷时“惧得罪,上书诵士英(奸臣马士英)功”“力荐阉党阮大铖等”(《清史稿·文苑一》)的做法一样,是一种投机,不是以国家和广大老百姓的利益为转移的。
对人民的关心与同情贯穿了张晋创作的始终。他对清朝的态度的转变以及后来对清统治阶级的讽刺揭露,都主要出于这样的思想倾向。张晋对于明王朝虽有怀念之情,但是,由于民本和忧民的思想在头脑中占主导地位,他的这种感情并不十分的强烈和固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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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晋诗歌创作所反映出的文学观念
与张晋的生活道路、政治理想相一致,他关于诗歌的一些见解,也表现出了相当的进步意义。《戒庵诗草》卷一第一首云:
风骚久沦替,举世事雌黄。轰轰苍蝇声,而竟溷宫商。万喙争鸣起,天地为之荒。李杜名千古,夫岂在文章!冥心会真灏,有路接混茫。羲文致龙马,舜乐下凤凰。二者是吾师,寤寐以相将。(《古诗十三首》其一)
上引张晋诗中说的“真灏”即浩气,浩然之气,也即正大刚直之气。“混茫”见《庄子·缮性》:“古之人在混茫之中,与一世而得澹漠焉。”成玄英疏:“当是混茫之时,淳朴之世……”《缮性》中指无知无识的朴民社会,张晋借以指广大劳动群众的下层社会。“冥心会真灏,有路接混茫”,上句说自己在思想上要保持正气,下句说在诗歌的内容上要与人民相联系。诗的末四句用“羲文”“舜乐”为喻帮助自己要写作真正能够感天动地的作品,不作与社会漠不相关的无病呻吟。“羲文”二句与卷五《河上作》“狂吟欲近深潭曲,惊起苍龙可奈何”喻意相同。又卷一《宋广平古迹》云:
相公方正人,而有《梅花赋》。乃知情至者,始能见真素。
明中叶唐顺之、茅坤、归有光标榜唐宋,主张“直写胸臆”“得其物之情而肆于心”,反对七子的“决裂以为体,餖飣以为词”,却将诗文创作引向书写琐细事物,只表现个人情怀的方向。至于袁宗道的“学问说”,袁宏道的“性灵说”,李贽的“童心说”等,在冲击拟古主义、打破封建专制思想的禁锢方面起了一定的作用,在当时是有其进步意义的。但是他们都弄错了文艺的源头,忽视了文艺的社会作用,创作思想仍未能回到正确的道路上来,至竟陵派则又引向一条更为狭窄的小道。近三百年间诗坛上标榜门户,此起彼伏,递为攻击,正如张晋所说:“万喙争鸣起,天地为之荒。”直到明末清初,才由顾炎武、黄宗羲开始扫除阴霾,倡导“文须有益于天下”,主张为文要有关乎家国的思想感情。黄宗羲说:“凡情之至者,其文未有不至者也。”。顾炎武说:“孔子之删述六经,即伊尹、太公救民于水火之心,而今注虫鱼、命草木者,皆不足以语此也。故曰:‘载之空言,不如见诸行事。’”。张晋在诗歌创作方面的观点,正与这种思想是一致的。至康熙年间,比张晋略后的王士禛又极力鼓吹“神韵说”,竟成诗坛盟主,因而诗歌理论与创作又转向脱离现实的形式主义方向。这种种的演化虽与世变相关,但由此也可以看出在清代诗歌创作方面张晋主张的可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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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格的多样性与基本特征
清代初年京口刘湘(字沅水)为《张戒庵诗集》所写跋中说:
康侯诗,沉酣经籍,出入风骚,丽而则,典而要。骤而读之,若风樯阵马之凌厉,而蜃楼海市之奇诡也;徐而按之,步必叶和鸾,声必中律吕……夫康侯,秦人也,洪河太华之气,礴磅郁积。则其诗包孕陶铸,固宜生而有之。
从张晋的学习和爱好方面来说,他有《律陶》一卷,集陶诗为五律,自序曾言是“爱陶、敬陶”之故;有《集杜》一卷,又有《琵琶十七变》,集杜诗为琵琶曲辞,长二百七十多句。还有《集唐》及《七律集句》,但并无专门集李的卷帙。由这些来看,张晋并非只学二李。他少年时沉酣经籍,涉猎前代名家,而特别熟读杜诗,创作上着重反映现实生活及抒发真实情感,在这个基础上逐渐趋于成熟,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就张晋的整个创作而言,虽有粗疏的毛病,却无东施效颦之态。前面所引刘沅水《跋》语中的那段话,抛开了复古主义比附寻根的方法,从张晋本身来加以评说,而且能从西北的地域环境方面去寻根溯源,虽未必确切全面,但就认识方法上言之,却并不差。
任何一个较成熟的作家,就其整个创作来说,风格不可能是单一的,但必然有着某种独特的风貌。张晋也是一样。我们很难用简单的几条把他的全部作品的风格囊括无余,他的有些诗往往表现出另一风貌,宛如出自另一人之手。但是,这不等于说他的作品没有基本的特征,没有自己的面目和性格。就前面所引《四库全书总目》的评语而言,虽失之简单比附,但也反映了一定的事实。还有些当时的诗人和后来的学者也谈过一些看法。这些对于我们把握张晋诗歌的主要风格,都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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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情奔放,气势磅礴
读张晋诗,诗人的喜、怒、爱、憎、怨、思、忧等等,都得到自然地、真实地流露,如飞湍落瀑,百转千回,皆随地形而变化曲折,无人工造作之迹。这在他的各体诗中都可看出,而以古体表现得最为突出,这当然反映了诗人对于各种诗体的驾驭能力。因为近体律绝的字数、句数、平仄、押韵、对仗等对作者的表达有所限制,难以尽情地发挥,而古体在辞藻句式等方面可以使情感之变化自由挥洒。
关于张晋诗奔放雄豪的风格,从下面几个方面可以看出。
首先,不少诗表现出一种激烈、冲动的感情,似大河奔涌、落瀑飞湍,欲冲纸面溢出。如开卷第一组诗《古诗十三首》第一首说:“风骚久沦替,举世事雌黄。轰轰苍蝇声,而竟溷宫商。万喙争鸣起,天地为之荒。”对明代末年活剥古人、邯郸学步的诗风加以扫荡,表现出一种完全不能容忍颓风腐气的情感,要再祭《诗》《骚》,重招诗魂。第二首、第三首、第四首中,对于当时官场的黑暗,世态的炎凉,不仅是悲叹,简直是表示了极大的愤慨。请看第四首:
世人薄古道,结交须黄金。下马一握手,天地变晴阴。王孙垂青绶,公子耀华簪。巢许岂无后?世世居山林。伤哉管鲍死,至今无同心……
我思此事真茫然,天孙未必巧于天。若使天孙能赐巧,胡为阻隔动经年?或者巧为天所忌,遂使相思常两地。
其次,张晋从小受到儒家思想的熏陶,积极的入世思想和忧民、民本观念在头脑中占据主导地位,与厌恶官场、向往山林的思想形成矛盾,这两种互相对立的思想时时激荡而在诗人头脑中产生了不息的波澜。如《古诗十三首》其三,既对人世间的相互攀比争利表示鄙视,说:“胡为日役役,石火争后先?”末尾又说:“玄鹤有时下,终当凌紫烟。”其七既向往“骏马风飘忽,长剑雪陆离。出门路万里,吐气如虹霓”,以追随刘秀建立殊勋的邓禹和出使西域平抚五十余国的班超为楷模,却又说“我若取斗印,还当访安期”。实际上,他所谓“访安期”“陟蓬岛”“居山林”都是表现了对于社会一些不良现象的愤慨。上面所举那些矛盾的、相互抵牾的话不是反映着诗人头脑的混乱,而是反映着他心中所郁积的怨愤情绪的激烈。《七夕立秋诸同年会徐园大雨二首》可以说是明白直率地表示了他的真实思想:
急雨驱残暑,微云转夕阴。风如循吏传,水比故人心。慷慨凭天地,凄凉见古今。生平吾道拙,不学夜穿针。
暑退轻烟外,凉生细雨中。高寒蝉抱木,辛苦鹊随风。四海今多难,千秋此数公。幸留心胆在,洒酒向丹枫。
《张晋张谦集校笺》正文
再次,张晋的诗,除个别咏物小诗之外,无论是抒情还是写景,纪行还是赠答,吊古凭今还是感叹时事,大都表现出开阔的胸怀、邈远的诗思、宏大的气魄。虽然不同诗中所体现的程度有所不同,然而这种精神气度总如一个高大的身影,存于篇章之上。如五律《望华岳四首》,其第一首当中二联云:“精灵天一柱,孤峻帝三公。日月开西夏,云烟破太空。”第四首当中二联云:“先来谒白帝,相与问青天。万古河如带,三秋藕似船。”都是对仗工稳,而气势雄浑。读之可知其人非苦吟之辈,不因格律俪句限制之多,而拘促呆板,失去性情。他的几首凭吊之作,都写得深宏高远,气充四宇。五律《伏羲庙》《尧庙》《舜庙》《禹庙》《二程先生祠》《岳武穆王庙》等,莫不如此。
总之,充满激情,大气磅礴,乃是张晋诗较明显的特色。关于这一点,此前已有所评论。如孙枝蔚评《赠程太史幼洪》一首曰:“气格雄浑,一空纤靡之习。”评《赠白太史蕊渊》一首曰:“明丽清雄,思、理、意、境,俱在天际。”评《赠曹太史顾庵》曰:“逸思豪情,邈然千载以上。”评《送韩文起》一首曰:“极阔大,此主势与声而不主词者也。”其他如宋琬所谓“秦风余《驷驖》”“掣电来天马”,刘湘《跋》所谓“如风樯阵马之凌厉”,杨芳灿《跋》所谓“天才横逸,不可一世;寄思无端,忽仙忽鬼,殆古所云诗豪”,徐世昌《晚晴簃诗汇》所谓“纵横凌厉,出入《风》《骚》”,都是就张晋诗的这一风格而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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苍凉萧瑟,深深的忧郁之情
张晋的诗字里行间表现出诗人忧时悯乱的思想情绪,时代的阴影总是笼罩着他的创作。这在《戒庵诗草》六卷的大部分作品及集杜中都体现了出来,而在七古、五律、七律及长篇琴曲辞《琵琶十七变》中体现得最为突出。
张晋的狱中诸作凄恻哀惋,荡气回肠,那是自然的。但是,这些铁窗哀蝉之声,并非全是痛苦的哭泣和无望的悲叹,它们在凄婉之中,仍然透出壮气,显出英雄歌哭的格调。七古《戊戌初度八歌》《九日醉歌》等皆是如此。七律《梅花十五首》以咏梅为题,是诗人心灵的写照。诗中写到“严霜”“冻裂”“寒影”“寂寞”“酸辛”“岁暮”,说到“寒威栗冽冻难开”“眼底繁华一洗空”,自是悲凉已极。但同时,其中也强调了孤标幽香、傲骨未降。“自是无踪来雪后,何曾有意托墙东”“岁月多情留末路,风霜刻意炼奇才”,这些诗句都是苍凉萧瑟中带有壮气的。其第三首云:
莫将憔悴论西窗,冷面犹然带热腔。漫向风前吹玉笛,且来月下酌银釭。磨残岁序颜如故,历尽冰霜气未降。闻到岭南消息好,春光何日渡寒江!
皎皎都无半点尘,霜凌雪虐转精神。只知守我当初腊,岂肯争他末后春。独向静中留太素,忽从枯处发天真。漫言桃李多颜色,万紫千红总未伦。
在张晋的另外一些作品,如纪游、怀古、赠答、抒怀之作当中,虽然表面所写为挟酒冶游、登高览胜、缅怀前贤,或者祝贺朋友、鼓励同年,而其中往往深含隐忧,通过诗人内心的镜子,反映出了时代的阴影。我们说张晋之诗苍凉萧瑟,凄怆动人,是主要根据这一方面的表现来说的。
七律《长安十首》和《秋望八首》,分别是诗人第二次赴京候选和启程赴丹徒任时之作,集中地表现了诗人悲凉萧瑟的风格。如《秋望八首》之五:
胡卢河上散啼鸦,向晚萧森路更斜。何处钟声催暮雨,谁家灯影动虚沙?一帆秋色天如水,两岸枫林叶似花。此际正怜飘泊意,邻舟多事弄琵琶。
露冷风高夜气清,长天极目一含情。中山地阔云垂野,上谷秋深月满城。每向捣衣劳北望,还因吹笛想南征。灯昏不寐三更尽,关塞寥寥有雁声。
逐处笳声有战场,惟余山色郁苍苍。朝元阁上钟初断,兴庆池边柳半黄。春入灞陵风雨细,天高秦岭雁鸿长。近来水旱增萧索,愁听樵歌下夕阳。
天水图书馆藏张谦《得树斋诗》
附张晋《琵琶十七变》
很多赠答之诗,亦带有此种情调。如卷四《泊头遇王定一》一首:
犹然闻战伐,对酒奈君何?天气凄凉甚,人心感慨多。疏花披古岸,冷月照秋河。今夜思归梦,因风入薜萝。
孙枝蔚曾评张晋之诗“高在不用议论,全以苍凉矫健胜人”(卷一《铜雀台》评),又说“苍凉萧瑟,恻恻动人,觉玉川怪、长吉险,到此犹未极至”(卷二《乌夜啼》评),都可以说是道着了张晋诗歌的一个方面特色。孙枝蔚又说:“先生忽而望仙,忽而饮酒,忽而忧时悯乱,其胸中确有一段欲说出说不出处。”这所谓“欲说出说不出处”,便是对于老百姓痛苦生活的忧虑,对于正常生产、生活全面恢复的迫切希望和他倾心于从政的心情,同他厌恶官场这种思想之间的矛盾。他不认为已经四海安宁、百姓乐业,而是“战乱频仍”,一些地方老百姓仍在水深火热之中。因而,孙枝蔚这段评论可以说接触到了张晋诗苍凉悲壮这个风格产生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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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晋诗歌风格形成的历史根源与社会基础
关于张晋诗悲壮豪放风格的形成,前人评论中已有过解释,如本文开头所引刘湘《跋》语、孙枝蔚评语所言,都是讲得有道理的。综合考虑,我认为应从三个方面去看。
第一,同所处时代有关。张晋生于明清易代之际,明代后期诗坛上乞灵古人、雕虫篆刻、絺章绘句的风气,在严酷的现实中肃杀以尽,东林党、复社的余风尚在。清建国不久,正处于一步步走向巩固的过程中,但这当中也仍然存在很多问题,很多地方老百姓仍处在灾难之中。很多关心国家命运、关心广大人民生活的知识分子既仍然为晚明的官宦专权、大兴党狱、政治极端腐败造成故国灭亡感到痛心,也对清人入关强迫百姓剃发易服并因之杀害大量平民百姓愤慨难平,张晋作为一个具有深刻民本思想、忧民观念的人,其创作思想不可能不受其影响。所以,张晋之诗尤其十八九岁以后之作都能关注现实、关注社会,也表现出关于社会的切身之痛。这由《古诗十三首》《四灾异词》《避赋十歌》等组诗即可看出。中进士之后作品中也有对当时官场腐败表示不满的诗句,如七古《秋圉篇》:“我愿天上驷星绝,我愿地下大宛灭。好马不从渥洼来,或者争战少休歇!”表现出对于长期战争的厌恶与痛恨;七古《劝君酒》:“宝车文马凭他行,我自无钱买印绶。”《庄门东有古松六株……》:“我生最耐霜雪寒,愿与高松作主道。”表现出不同流合污的精神。由于他的经历和他创作上的主导思想,他的诗是真实地抒发了个人的情怀的。其中虽也表现了思想上的某些矛盾斗争、苦闷忧虑,但就其主要方面说,仍然是悲愤、同情和慷慨激昂。他的诗就其风格、气韵、个性而言,是反映了当时时代的特征,带着当时社会的气息的。
第二,西北雄豪悲壮诗歌传统的续承和豪侠粗犷性格的体现。刘湘《跋》语说:
夫康侯,秦人也,洪河太华之气,磅礴郁积。则其诗之包孕陶铸,固宜生而有之。
独是康侯生长临洮,其地以鞍马为弓冶箕裘。康侯少年具壮志,所至能使塞上诸将军揖为上客;间驰马,辄一日能二三百里。然则,即“七步”“八叉”之吟,亦豪士之余耳。
老剑古紫霜雪锋,腰下闪闪青芙蓉。回身舞罢星文裂,深山魑魅不能凶。乱来随我无他物,死生与尔誓相从。
骏马风飘忽,长剑雪陆离。出门路万里,吐气如虹霓。战场闻金鼓,寒云锁大旗。臂挽十石弓,生擒反侧儿。
与此相关联的是西北诗歌传统的影响。东汉赵壹以来早期诗人作家不说,即如明代李梦阳(号空同子),为官不避权势,甚至犯颜直谏,一生几次入狱,而刚直之气不减。他在“三杨”台阁体独霸文坛的情况下,倡言“文必秦汉,诗必盛唐”,虽长远来看有一定局限性,但在当时来说,摧枯拉朽,功劳甚巨,非有极大魄力不能为之。《明诗别裁集》评曰:“七言古雄浑悲壮,纵横变化;七言近体开合动荡,不拘故方。”与李梦阳同时的胡缵宗(号鸟鼠山人),为政省徭役、兴水利、通商旅,弹劾权势,吏民称庆,而因奸人告讦,牵连而身陷“诗案”之狱。“其诗激昂悲壮,类近秦声。无妩媚之态,是其所长;多粗厉之音,是其所短。”。稍迟的赵时春(号浚谷)十八岁中进士,一生三起三落,前两次都因上疏而有违圣意。其诗慷慨奔放,具有“秦风”的特色。朝邑李楷给张晋《戒庵诗草》作的序中说:
秦之诗,空同而外,浚谷扬镳于平凉,德涵振衣于武功,渼陂张武于鄠杜,五泉树帜于冯翊,槐野接响于棫林,太青集成于西极。其他著作之家,不能具述。祋祤之乔,渭上之南,左冯之马,蒲城之李,朝阪之王,焦获之来,其著者矣。
朝携一筐出,暮携一筐归。十指欲流血,且济眼前急。官仓岂无粟,粒粒藏珠玑。一粒不出仓,仓中群鼠肥。
上所举秦陇之地诗人大都体现出嫉恶如仇、刚直不阿和关心民生疾苦的思想作风。其诗风也多雄豪悲壮,有振振秦声之气。张晋出仕以后的诗友有西北诗人郝璧(仲赵)、孙枝蔚(豹人)、李楷(叔则)、谢天锦(汉襄)、白乃贞(廉叔)、杨端本(函东)、东荫商(云雏)、雷士俊(伯吁)、韩诗(圣秋)、张恂(稚恭)、杜恒灿(苍舒)等,亦大体皆直抒胸臆、不事雕凿、以雄豪矫健著称。这一切都给张晋这棵西北诗苑的幼苗不断提供了特殊的养料。
第三,饱读诗书,胸怀大志,诗歌多存本色。张晋在十四岁已有诗成帙,二十余岁即以诗得盛名于京师。少年时血气方刚,思想上束缚少,感觉敏锐,少于世故而多棱角。孙枝蔚评其《蟹》一首云:
小中见大,而悲壮萧凉,自露英雄之气。
乃今得康侯先生而叹为真才子,读其诗文,只觉其灵光异彩晶晶奕奕之于目光离合间,不自知其所至者,才之所至也。
以先生之思以才灵,学以才化,识以才通,语以才妙,直奉先生之诗于六君子者而七之已矣。
夫狄道之诗,成于夙慧。
项目简介
“清代诗人别集丛刊”是杜桂萍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有计划、系统性地开展清代诗人别集整理工作,计划推出50种。目前已出版《姜宸英集》《曹贞吉集》《何道生集》《金兆燕集》《郭曾炘集》《冯溥集校笺》《张晋张谦集校笺》7种。
项目已整理出版7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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